論直接行動——以中大學生校友衝擊畢業禮為例

－－劉遵義施政監察
(簡短版見-->異議者的兩難？以中大學生校友衝擊畢業禮為例)

前言
早前於中大的畢業禮上，一群中大學生與校友不滿校方頒發榮譽博士予前特首董建華，集體衝突了畢業禮。翌日，多份報章均先後報導此事。撇除某些政治取向堅定的報紙，大部份報紙對學生都是「有讚有彈」。對於衝擊的行動背後的批判精神，是值得嘉許的；但在畢業禮上如此大鬧特鬧，卻是失了分寸。

這種說法是相當有認受性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自然是社會對大學生熱血的形像已相當根深柢固，但更為深遠的，卻是現今香港社會依然無法理解所謂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對大眾而言，反對聲音的表達必須是平和的。矛盾尖銳的位置必須被磨平。具體一點，大概就是雙方坐下來開會，討論完以後就拍一個照，讓記者提問。這種「溝通」的範式就是唯一可以依循的辦法。其餘種種的表達聲音，尤其牽涉到衝突的，都是無知、非理性的表現。

這種想法亦非沒有學理根源。現代關於民主的政治哲學的討論之中，所謂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大行其道。傳統民主大多將投票事為中心機制，而審議民主則將本來是工具的溝通與辯論理解作重心，強調持不同意見的雙方應該透過理性的溝通去平息紛爭。而這一脈的思想，亦大多對所謂的具體抗爭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不能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儘速審議民主的中心思想，與普羅大眾的一般想法是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們二者對「直接行動」的質疑，在情感上卻相當接近。而本文就是要針對二者，為「直接行動」作一番辯解。

直接行動
所謂直接行動，就是泛指一切以即時行動去回應社會上的不公義的方式。具體的方法有示威、塗鴉、罷工、甚至是杯葛以及輕度的破壞。這裡的「直接」是依附在一般的非直接處理方式，例如等待議會處理問題。

在某意義底下，相對於溝通，直接行動所強調的也是力量（force）。然而，何以這概念會與橫蠻區分開來？歸根結底，這也脫離不了傳統溝通範式的缺失。正正因為傳統的溝通範式不能處理問題，直接行動才有被概念化的意義。實際的一點說，直接行動的支持者，往往就是認為與其反對者平和作所謂的溝通根本無法解決問題，才會訴諸直接行動的方式。

誠然，這個看似簡單的說法某程度來說是極具破壞性的。就學理而言，傳統民主理論的特式，就是能透過規範與制度解決種種社會問題。無論是投票抑或辯論，均是高舉人類理性與秩序的旗幟。而這數百年以來，民主思想在政治上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無數國家的歷史都似乎在印證著這屬於全人類的成果。直接行動者的論旨，則是打破了這種美好的想像：社會上的某些問題，到最後還是不能在制度以內的解決。

換句話說，問題的核心，還是在於傳統溝通方式的問題。那麼，問題究竟在哪裡？

溝通的前題
傳統溝通範式的理想，是建基於一種政治道德規範。所謂的合理，就是市民在公共領域之中辯論，相互提出理由支持自己或反對別人的觀點，而最後的結論就擁有合法性。不少審議民主者，均將這理論的源頭歸功於哈貝馬斯的話語原則（discourse principle）。任何行為如果能夠被證成，均需要依從話語原則：唯有所有受影響的人在一個合理的論述底下接受某個決議，該決議才能夠被證成。

哈貝馬斯所描述的，是一種理想的溝通情境。而理想自然與現實有所分野，政治哲學家亦未愚昧至忽略這一點。但他們最少認為，這距離並未構成嚴重的缺失。整體而言，理想對話理論還是能夠應用於具體政治問題。溝通與辯論——只要有適當的輔帶條件——還是解決社會紛爭的最佳方法。

然而，這種樂觀的想像並未為所有哲學家接納。艾士打（Jon Elster）在論及審議民主理論時，便提出了這種憂慮。儘管他相當欣賞哈貝馬斯的理論，但他亦指出，現實的不完滿並不是少問題，忽略這情缺失而硬將審議放在現實之上，甚至會令情況變得更糟。只強調溝通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徨論能解決所有問題。

權力/結構性不平等
其中一個最常為直接行動者提到的，就是他們所反對的對像為於權力的高位，而既有的建制根本無法制衡他們的權力。而權力的不平衡會令所謂的溝通變得虛弱無力。在審議論者眼中，權力的不平衡並不是可以忽略的問題。但由於在溝通理論之中，各對話者所提出的是理由的力度，而不是參與者的政治或經濟權力。畢竟，審議論者所關注的是理想政治道德規範，而不是直接處理現實的政治操作，所以這種忽略也有其道理。但就現實的政治運作而言，權力的傾斜卻是極為嚴重的問題。現實之中，參與者並不一定介意自己的行徑不符合理想的政治規範。當其中一方能夠忽略其反對者推行自己的政策，那麼所謂依靠理由相互說服就淪為空想。

即使當權的一方願意開放對話的渠道，所謂的溝通與對話也可以只有形式而沒有內容。他們能夠主導著對話的題旨（agenda），為對話設下各種限制，這些都使討論失去其應有的意義。

以上所提到的假想情況，卻幾近是現實政治的寫照。這次中大學生、校友與校方高層亦不例外。在頒發榮譽博士以及眾多行政決定上，高層基本上可以忽略所謂的其他聲音。而校長劉遵義的公開講話之中，認為「總會有反對聲音」，但這並不妨礙他堅持自己的決定。而學生校友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時，亦強調校方根本沒真正重視他們的聲音。在這樣的情況下還相信與校方溝通能解決紛爭的，未免過於天真。

合理化既有建制
更甚的是，在直接行動者眼中，參與不平等的討論不單毫無作用，更會合理化與鞏固既有的建制。直接行動者要反對的，不單是殊別事件，而是整個既有的建制。正因為既有制度沒有讓行動者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才要訴諸於建制以外的方式。但如果他們參與了建制所提供的所謂「解決辦法」，那無疑模糊了他們的立場，亦隱含著一定程度接受既有建制的觀點。舉例來說，在中文大學這次事件中，如果學生校友們提出要與校方對話而放棄衝擊的決定，那麼最可能出現的後果，就是校方繼續他們的決定，同時博得了「聽取不同意見」的掌聲。與此同時，由於校方發現能夠以簡便的方式敷衍反對聲音，既有的不公義就自然會持續。

傳媒的政治學與意識形態
即使我們接受了所謂的溝通模式並不適用於一些情況，以及既有建制的不公義是需要被告知，甚至也認同需要給一些壓力校方，難道沒有一些更平和的方式去達到這目的嗎？

以這觀點反對直接行動的人，似乎覺得以上的問題相當容易解答。梁美芬在評論中文大學的事件中，便提出學生校友們可以在畢業禮後開一個記者會便能達到引起公眾關注，而明報與星島日報的社論則乾脆連方法都不提。或許在編輯心目中，香港市民是有言論自由的。如果有甚麼不滿，大可以向公眾發聲，而不必以如此擾人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

只是，能夠說話，與話語被聆聽是兩回事。形式上的言論自由並不使每個市民能夠平等地享有被聆聽的權利。以上提到，直接行動者所針對的，是既有建制的結構性問題。但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比想像之中還要深遠。

現代社會的公共討論場所，主要就是不同的傳播媒介，如報紙、電視等。但不同的人卻在這個場所之中享有極其不同的權力。政府、商家、政黨人物都是特權階級，傳媒總會報導他們的事。而一般的市民以及弱勢團體，卻總是要想盡方法才有機會進佔版面。這種傾斜迫使弱勢者必須採取非比尋常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聲音，以求自己的立場能夠引起公眾的關注。

回到中文大學的場境，只要稍為熟悉傳媒生態的，便會知道梁美芬這類說法是多麼的幼稚。如果沒有衝擊，沒有任何所謂的搗亂，學生校友們的反對聲音可以有多少版位？（筆者這篇文章大概也未必為編輯選取了）

思想霸權與意識形態
弱勢團體的聲音被傳媒忽視，還牽涉到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就連市民大眾也不自覺的認為擁有權力者應該有多點說話的權利。是次的事件中就有一個頗堪玩味的例子。當示威者打斷董建華在台上的講話時，紛紛被論者指為妨礙董建華的言論自由。示威者確實干擾了董建華說話，但如果大家都是市民，這種干擾即妨礙的觀點又成立的話，為甚麼不是董建華妨礙了示威者的言論自由？為甚麼董建華稍被干擾就引來眾說紛云，而示威者被搶去橫額與抗音器則無人問津？誠然，示威者此舉確實妨礙了典禮的進行，但他們又有否真正發聲的途徑？有人理會示威者的發聲被握殺嗎？

除了傾斜於當權者的想法，意識形態的問題更以格林斯（Gramsci）所提出的思想霸權（Hegemony）的方式出現。

哲學家艾力士（Young）與政治學家波文（Bohman）在評論審議民主時，分別提到這個問題。所謂的思想霸權或是論述（discourse），是指一整套隱含於我們平常議論的前題。社會大眾大都不自覺依據這套前題去思考與評價社會問題。經濟是重要的，衝突是不好的，女性是要瘦的，這些都是思想霸權的一部份。

就直接行動者而言，思想霸權可佈的地方，在於它令市民傾向漠視一些重要卻為論述輕視的問題。以這次事例中，筆者和不少朋友討論過，不少人都感到頒發榮譽博士與董建華是說不過去的，但都認為「現實就是如此」、「也沒有甚麼辦法了」、「算吧」回應。這種立場與情感的高度割裂，對現實不公義的無奈，就是思想霸權操作的結果。而要打破這個困局，尤其是在這樣少的資源底下，直接行動者唯有使用較為激烈的方式，務求引起公眾真正的關注。回顧九九年西雅圖世貿會議的示威衝突，便不難理解這種策略的效力。自九九年以後開始，關注世界貿易組織的人士以幾何級數提升。不少介紹世貿問題的社會人士，均以此為起點。

中文大學這次頒發博士與董建華，很多人於事前都是毫不知情的。拜這次行動所託，董建華的功過以及劉遵義的施政，都成為茶餘飯後以及網上討論區的熱門話題。恕筆者愚蠢，我還想不到有甚麼其他方式去達使這個目的。

結語
審議論者的觀點並沒有錯，一個政治決策之所以合理，不應該是因為力量，也不是因為票數的多寡，而是它能夠在公共辯論下有著最有說服力的理由。只是現實遠比我們理解的要嚴苛與醜陋。社會整體的不平等使達到理想公共辯論的前題嚴重被削弱。

沒有人喜歡衝擊的，即使是認同直接行動的筆者亦然。如果存在可以透過平和溝通解決問題的方式，我想大部份人都樂意選擇這個方案。我相信中大學生校友們也希望以坐下來的方式勸服校方——或被校方勸服。奈何現實的巨輪並不是依據我們主觀願望來轉動。只是我們也不是任由現實的巨輪輾過自己。縱使不情願，我們還是要採取一些情非得已的策略。

直接行動者的確擁有激情，但並不毫無理性。如果公義是我們理應追求的目標，而現實之中又有著種種的問題與限制，那麼一定程度的衝擊才是最理性的行為。或者應該說，這是在殘酷的現實底下一點絕望的、精密的反抗。臣服於建制，如願地想著凡事可以以平和方式解決問題的，那不叫理性——那叫作怯弱。

當然，筆者亦無意否定現實之中溝通辯論的重要性。只是與此同時，單靠這樣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或許在遙遠的將來，我們可以建立起完滿的制度來解決所有社會紛爭，但我們必須承認，此刻尚未來臨。溝通依然需要行動的輔助。觀乎政治制度發展的歷史，這說法並沒有這麼革命性的：一直以來，民主都不單在廟堂之上，還在江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