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畢業禮前排舉起「禍港有功、中大之恥」橫額的畢業生,就是我。因為是碩士生,位置較前,又兩度被人搶去橫額並發生拉扯,新聞畫面只選了我的「大頭」。後面同樣有拉橫額和綁上紅絲帶的學生,只有靜靜隨人潮散去。媒體報導集中在衝突場面和激動的家長,報章評論焦點在示威同學的表達手法,而社會和校園內的討論也離不開媒體設定的議題和框架。媒體報導手法固然值得批評,曾任職數年記者的我,也猛然想起自己以前也多少做過幫兇。由記者到成為示威學生,讓我反思媒體與示威者的關係,也重新認識原來面目模糊的示威學生。
第一次參加校內示威行動,我與行動者身分仍有距離。我以為參與行動的同學對反對校方頒董榮譽博士已有共識,開會不就是討論行動要做什麼、要準備什麼物資。沒想到,會議首先討論的是行動的意義。如果只為反對而示威,在媒體上露面幾分鐘,大家都認為無甚意思。校方頒董榮譽博士,必惹起同學與社會人士爭議,這是一個機會讓大眾思考大學的理念,而中大多次的校園抗議運動其實就是呼籲學生去關注那失落了的理念。落實到行動中,光喊口號難以表達全部的抗議理由,要讓同學和來賓明白行動意義,在火車站和會場入口派發單張,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會上也討論到抗議的目標與具體行動。假如反對頒博士的目的是要阻止頒發,也許就要衝上台終止頒發儀式;如果要令台上和場內人士清晰聽到訊息,竭力接近會場叫口喊和舉橫額是可行方法;開會決定選擇後者。
老實說,討論時我已暗忖有多少記者會在意行動的意義,並在報道中表達出來。媒體為董建華而來,娛樂化和簡化訊息是報導常規,除了示威場面較有可能表達到是有辱校譽的訊息。參考上年科大的抗議行動,學生認為頒博士是「羞辱社會科學部」的意見也沒多少進入到報導裡。但開會過程中,是同學們的討論提醒了我,別本末倒置思考媒體策略,知道自己做什麼才最重要。當我從這個角度去深思行動、深思自身,我已是行動的一份子。
過程中也驚覺同學對媒體可能出現的片面報導已有所準備,並利用互聯網科技來爭取論述的主動權。行動有自己的拍攝小組,將過程紀錄下來。同學不止要被動的主流傳媒報導,還要說出被主流媒體刪剪了的過程。成員剪接了一段數分鐘的影片放上youtube,開首就紀錄了中大校方對董建華的讚辭─「領導政府克服種種困難,積極推行改革,以有效措施紓解民困…帶領香港平穩過渡」─這麼精彩的讚辭,只有《信報》一份報章報導,實在太浪費了。這份讚辭精彩在多元的解讀,不同受眾的解讀又可以是南轅北轍。影片將讚辭配上董生八年管治政績的畫面,可是香港人回歸後印象深刻的集體回憶。是主流媒體記者覺得讚辭太普通沒新聞價值,還是怕香港人不敢回憶、未敢忘記?
片段還有我兩度被搶橫額和示威同學被保安重重圍住的畫面。事前沒有人想到在場內平靜舉起橫額也會被搶。過程峰迴路轉的是,一名校方人員搶去我的橫額,後被一名女職員斥說他不能搶我橫額;而數分鐘後又有一名內地生來搶,並將我拖行到他的坐位。搶橫額和拖行這些較暴力的畫面,配合場外示威同學被保安推撞,構成媒體「大鬧畢業禮」的主題。在強調法治與秩序的香港,大部分人只關注示威者有否破壞秩序,卻很少理會執法者或其他人對示威者行使的暴力是否合理。行動小組的影片加了一段文字「校方/在座的同學/我們雖然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有分歧/不過眼見一個女同學被粗暴對待/不可能無動於衷吧?」
當天下午,我急急回家趕功課,行動同學卻仍在開會商討如何在校園深化對事件與校政的討論。電視、電台和報章新聞,證實了我的預測,大部分媒體就集中在那衝突場面,行動小組的媒體策略可以說是失敗的。互聯網科技和小組的影片不可能扭轉局面。但隨後數天,電郵信箱傳來一篇又一篇文章,有行動學生詳述抗議行動理由,有社會系學生討論效益主義如何侵害大學理念,有校友討論大學的榮譽,有哲學系學生追尋大學的理念,有政治系學生討論直接行動的意義,當然還有同學做的文字、照片和影片紀錄。洋洋數千字的文章,結合了學術理論與現實狀況的探討,也盛載了各人對社會與校政的關注和投入。我自慚不能寫出如此高水平的文章,也佩服同學對行動的堅持。這些付出對行動同學沒有任何好處,更可能犧牲了他們的分數--現在可是考試和趕學期論文的時節。
說到這裡,已經和主流媒體很遠了。是啊,在主流媒體的世界外,還有很多豐富的思考與討論。在一次又一次反對院長委任制、反對校園發展計劃偽諮詢、反對摒棄母語教學精神、反對校巴收費、反對為捐款濫建書院的行動裡,只有更多師生校友參與和表達意見,進行反思與批判,改變才有可能發生。改變不在媒體,在人心。
徐婉詩
(中文大學傳播學哲學碩士應屆畢業生)
讚辭: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71206citations_c.pdf
上述短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8w2b_6qyx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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