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2日 星期二

劉遵義,一個怎麼樣的校長

刊於遵義快訊第二期

新一期《大學線》( 零八年三月) 的訪問中, 校長劉遵義分別就頒授榮譽博士予董建華、校園發展、情色版風波等近年爭議發表意見1。劉遵義在是次訪問中清楚地表明的立場和想法,不僅為思考近年的校政爭議留下不少線索,也令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他,劉遵義,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校長。

「見仁見智」的邏輯

董建華令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並大力支持教育改革(三改四),劉遵義認為這就是頒授他榮譽博士學位的充分理由。此言乍聽有理,但細想之下卻甚為不妥──為甚麼「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會變成了董建華的功勞?三改四固然人人讚好,但其他呢?事實上,董建華在任期間,先為港人內地所生子的女居港權問題,主動尋求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判決;後為政制問題,再次提請人大釋法,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將人大釋法變成慣例,令高度自治淪為空談,破壞一國兩制精神的,正正是董建華。如今,是非黑白扭轉過來,「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竟變成董建華的功勞了。

其次,縱使我們認同三改四是德政,也不代表董建華在教育方面功大於過。董建華在零一年訂下十年內達成六成適齡青年能接受大專教育的目標,零五年便宣布提早超額完成,造成的卻是副學士學額急劇增長,院校間惡性競爭,學歷認受性成疑。這個人稱「教育界八萬五」的政策,近年惡果漸漸顯露,不單課程質素參差,部份未能銜接學士課程,部份欠缺專業認可(近月科專的護理副學士課程不受專業認可就是一例) 而且由於學費未能申請低息貸款,造成大量副學士生債台高築,此現象已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此外,還有令教師疲於奔命的教改、加劇標籤效應的母語政策、扼殺多元教學的校本條例……為甚麼劉遵義只提三改四?

然而,只需要一兩項疑似功勞就足以蓋過這些事實了,因為「評審程序嚴謹並具代表性」(雖然我們從來無法得知評審的準則,也無法參與討論),因為「一個人對社會有沒有貢獻,見仁見智」。平常我們說「見仁見智」,就是指事情沒有定論,如今劉遵義所指的「見仁見智」,卻是指事情沒有定論,所以不妨以頒授博士學位來定論。這種邏輯的荒謬性在於,頒授博士學位此決定本身造成了「見仁見智」的既定事實,「見仁見智」又反過來証明了頒授博士學位的合理性。不難看出,「見仁見智」不過是拒絕討論的藉口。如果略去動聽的修辭,劉遵義的意思其實就是:因為我有權,所以我可以界定甚麼是「見仁見智」,可以借頒授榮譽博士為權勢塗脂抹粉。你們沒有權,我不接納你們的意見,你們就要包容我2

不講意識形態的大學校長

眾所周知,意識形態一直是文化理論、社會學、政治學的關鍵詞。為這個關鍵詞在近代人文學科奠下重要地位的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ideology)就是統治階級蒙蔽大眾的觀念武器,用以合理化和自然化前者的既得利益,使大眾產生一種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以為不平等資源分配、剝削、奴役都是無庸置疑的。

劉遵義自述處理校政時採取的是「Problem-solving的心態」,而且「Problem-solving的好處是不講意識形態,而是講用甚麼辦法圓滿解決問題」。可是,姑且不論為甚麼Problem-solving可以避開意識形態,Problem如何sort out本身,其實已經體現了意識形態的具體運作:統治階級的Problem往往被優先考慮──因此,我們才會聽到這樣的怪論:院長委任制的好處是,校方高層可以下放更大的權力予所委任的院長3

於是,所謂「不講意識形態」的意思其實並非可以避開──他真的僅僅是「不講」而已!將意識形態視作透明的結果,就是Problem-solving變成了只為統治階級服務。因此,我們可以說,以為可以「不講意識形態」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極強的意識形態。這種不問價值只問實際效果的意識形態──稍有涉獵社會學的都會知道──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深痛惡絕的現代性問題:盲目崇拜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而忽視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令理性由解放人類的工具,變成宰制和奴役人類的工具。

作為一名大學校長,對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缺乏基本認識也就算了,還竟然將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已被徹底批判的意識形態視為治校真理,沾沾自喜地宣揚──不但自己貽笑大方,這種治校態度又置我們一眾師生校友於何地?大學的理念如果是「不講意識形態」的Problem-solving,大學只會淪落為幫助大企業生產螺絲的工廠或販賣學位的學店。令我們感到深切難過的是,劉遵義絕非止於口發謬論,而是貫徹始終地實行:在他帶領下的中大,正在這條歧路上愈走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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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主要回應該訪問中「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董建華」和「我是工程師」兩節。至於校園發展和情色版風波,校友關注組、中大校園發展小組、中大學生報等團體已有不同文章仔細論述,不贅。
2.「反對人士可以批評,但意見沒有被接納的時候,劉遵義認為他們必須學懂包容:『全世界都是這樣,不喜歡(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只能批評,也要等再選總統(才可以改變狀況)。』」,見大學線訪問原文。
3.「身為校長,我一直希望下放權責,改善分層管理……最終獲委任的院長,將有較大的空間,去做其應做的決定,為學院以至大學的整體利益謀福祉」,見劉遵義於200725日發給各教學部門同人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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